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近來，有關“第一學歷偏好”的話題再次引發熱議。

　　所謂“第一學歷偏好”，指的是在勞動力市場中，一些用人單位將求職者的第一學歷畢業院校是否屬于“雙一流”或者“985”“211”高校作為篩選門檻的現象。在這一偏好下，一些第一學歷為普通院校的畢業生盡管擁有更符合招聘要求的專業技能、更加豐富的實習經歷，甚至他們的碩士、博士深造學歷屬于“雙一流”高校，卻可能連招聘的門檻都無法達到。這種“學歷查三代”的傾向造成了一種困境：占絕大多數的普通高校畢業生面臨著被壓縮的求職空間，繼而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生的就業焦慮。

　　從企業的立場來看，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于高質量人力資源需求旺盛的環境下，第一學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更有效率地篩選出更具學習能力和發展潛力的畢業生，盡管這樣簡單粗暴的甄選方式可能會漏掉普通院校中的佼佼者。但另一方面，行業和企業卻很少能夠真正去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是專業技術扎實的，還是長于溝通協作的，抑或是富有創造力的？最終只能籠統地將“雙一流”高校作為選拔的主要標準。所以，一定意義上，“第一學歷偏好”就是人力資源的“面子工程”。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第一學歷偏好”這一簡單規則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非常復雜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美國學者勞倫·里韋拉揭露了美國的企業招聘中彌漫的一種“名校情結”。里韋拉通過對美國起薪最高的三大行業——投資銀行、咨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的校園招聘進行研究，揭示了為什么在“人人都能追逐美國夢”的美國社會中順利通過招聘選拔、最終獲得高薪職位的往往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

　　盡管學習和就業的結果通常被解釋為個人抱負和能力，但里韋拉卻發現，收入較高且受過優質教育的父母會將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傳遞給下一代，使他們在高校入學競爭和頂尖行業入職競爭中領先一步。換句話說，企業招聘看似是一種能力取向的平等選拔，實際上卻是幫助精英階層完成了優勢地位的代際傳遞。因此， “第一學歷偏好”正在制造和擴大新的不平等。

　　“第一學歷偏好”的背后，不僅包括學生個人的能力、期望和努力，也包括父母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文化背景，甚至包括這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總體而言，經濟條件好的家庭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資源。經濟資本為孩子提供教育優勢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擇校，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高質量的公立學校過度集中在學區房價格相對更高的區域，而私立學校的學費一年動輒幾十萬元。這些學校的師資更雄厚，能夠提供更前沿、更豐富的學習資源，以及大量的榮譽獎勵、先修課程、運動和藝術項目。重點學校不僅能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幫助他們打造一份有競爭力的學業和課外活動簡歷，這在申請高校或就業應聘時非常有用。

　　社會資本也產生著很大影響。一方面，父母社會關系網的規模、地位和范圍能夠成為孩子獲得重要機會、信息和資源的途徑；另一方面，在校生自身的社會網絡甚至更為重要，特別是那些已在行業中浸潤多年的校友前輩能夠激勵學生對未來的期望，也能對如何準備實習和求職提供內行的指點。除此之外，文化資源，即人們用來融入社會環境的各種觀念框架和行為框架，也對學生能否成功應對大學和企業的考驗產生著影響。

　　但是，是不是說家庭背景就早早地“決定”了學業成就，而學校背景就早早地“決定”了工作機會？并不必然。從近年來教育部對于高考的調整，比如取消自主招生、取消競賽加分等做法來看，教育改革的一個明確傾向是優化“平等的選拔”，而非加重“不平等的選拔”。

　　高考仍然是年輕人進入大學甚至是重點大學的主要橋梁，而學費在中國并不是成績優秀的寒門學子追求一流大學的阻礙。進一步來說，并不是一紙重點大學或非重點大學的文憑就定性了一個人的前半生，也決定了一個人的后半生，找到一份什么樣的工作更在于努力和選擇。非一流高校的學生依然可以通過實習、社工和社會實踐去彌補欠缺之處，一流高校的畢業證書也不可能直接為學生提供一份工作。

　　“第一學歷偏好”能破除嗎？這需要就業政策的正確引導，同時，我們也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做深層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近10年來，我們見證了經濟模式和科學技術的巨大革新，那么下一個10年，我們很有可能經歷教育體制和文化觀念的重要改變，教育會更加強調開放、自信和價值塑造，而社會觀念也更加強調多元創造力。這是破解“第一學歷偏好”的真正答案，這一過程也必然需要各方作出更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