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遺址出土的炭化小豆(左)與現代小豆(右)。陳雪香供圖
“民以食為天”，糧食作物的馴化與栽培，是人類文明演進的重要里程碑。當你在餐桌上享用“小豆飯”“紅豆粥”時，有沒有想過：這些陪伴人類走過漫長歲月的農作物，究竟是從何時開始走進我們祖先的生活？在尚無成熟農業技術的遠古時代，我們的先民又是如何搭建起最初的飲食體系？
9月23日，由山東大學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等單位聯合組成的國際團隊，在《美國科學院院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山東淄博后李文化小高遺址發現距今約9000年的炭化小豆遺存，比此前中國境內發現的炭化小豆提早了4000年。
提及中國北方旱作農業，過去學界的目光多聚焦于粟、黍等谷物，豆類作物的馴化起源因遺存難尋而模糊不清。植物炭化遺存在漫長歲月里極易被破壞，想要找到遠古豆類存在的直接證據難度極大。2017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山東大學組成聯合考古隊，在泰沂山北麓沖積平原上的小高遺址開展發掘。考古隊員在小高遺址600平方米的文化堆積中，系統采集了891份浮選樣品。經過細致篩選，從約3.2萬粒炭化植物遺存里，發現了粟、黍、水稻、大豆等常見農作物，更找到了45粒炭化小豆。后續的碳十四測年結果更是令人振奮：其中兩粒小豆的直接測年數據分別為8985—8645cal.BP與8032—7939cal.BP，這比我國境內此前發現的炭化小豆提早了4000年，比有直接測年數據的炭化小豆提前了6000年。
更重要的是，這些小豆與黍子、谷子、大豆的伴生出土，證實9000年前黃河下游已形成東亞地區最初的“谷物+豆類”復合作物體系。豆類作物不僅能為人類提供優質蛋白質，其根部的固氮功能還可改良土壤肥力，與粟、黍等谷物形成生態互補。這種兼顧營養與可持續性的農業模式，展現了我國先民早期的農耕智慧，也為理解東亞旱作農業的獨特性提供了關鍵線索。
這些看似微小的炭化小豆，并非孤立存在。它們與遺址中的房址、灰坑、陶器、石磨盤、石斧等遺跡遺物共同出土，生動勾勒出9000年前黃河下游先民的生活圖景：那時的人們雖然主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獵動物獲取食物，但已經開始干預物種的“聲場”，嘗試種植特定的植物并逐漸走向定居生活。小高遺址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小豆研究上，這一時期的中國北方地區處于農業起源的最初階段，古代先民經濟生活雖仍以采集、狩獵為主，但已經開始耕種和定居生活。小高遺址的發現印證了這一從“逐食而居”到“定居農耕”的關鍵轉折，為研究東亞農業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完整的實物鏈條。
長期以來，國際學界對小麥、玉米、水稻等主流農作物的研究關注較多，對豆類作物的早期馴化歷程探討相對薄弱。歷史上曾有5000余種植物進入人類食物譜系，糧食與營養多樣性的維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小高遺址炭化小豆的發現，讓學界得以重新審視食物多樣性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對小豆等豆科植物馴化史的研究，為解析農業地域差異、探索可持續農業路徑提供了重要窗口。
在農作物起源敘事中，“單一起源”曾是部分學者的觀點。小高遺址的考古證據給出了不同答案：9000年前黃河流域先民已開始對小豆進行人為選擇，為“小豆全球多地起源”提供了確鑿的實物支撐。研究團隊通過對比發現，小高遺址的小豆直觀呈現出小豆馴化初始階段的形態特征，其尺寸變化也印證了農作物馴化的區域多樣性：不同人群的飲食偏好、作物與人群的流動交流、環境適應壓力等因素，共同推動了小豆在東亞地區的長期、多中心馴化進程。
這項成果的取得，離不開國際科研合作的助力。中、美、日、韓學者組成的團隊不僅共享了40余個遺址的考古數據，更融合多學科技術手段，讓實物證據與基因分析相互補充，構建起更完整的小豆馴化與擴散模型。農作物馴化是全球性課題，唯有通過跨區域、跨學科的交流協作，才能厘清1萬年前后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動力。
即便是最微小的種子，也能承載起厚重的歷史。9000年歲月流轉，小小的炭化小豆靜靜訴說著先民的農耕智慧。從黃河流域的田埂到如今的餐桌，“粟類+豆類”的農業傳統跨越千年，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人。這一考古發現，不僅讓我們更清晰地看見文明的源頭，更啟示我們：尊重作物多樣性、傳承農耕智慧，是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守護人類共同糧食安全的重要根基。
(作者為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