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
原告一對“微信”應用軟件、“微信紅包聊天氣泡和開啟頁”享有著作權，后授權原告二運營該軟件并使用其中的美術作品。被告是“吹牛”應用軟件的著作權人和經營者。二原告主張：“吹牛”應用軟件中3款電子紅包的聊天氣泡、開啟頁與其在先的美術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被告的行為侵犯了二原告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微信紅包”相關頁面及“微信”整體頁面系有一定影響的裝潢，“吹牛”應用軟件進行了整體抄襲，極易造成相關公眾混淆或誤認。二原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著作權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共計450萬元。
法院判決：
北京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
一、“微信紅包聊天氣泡和開啟頁”具有獨創性
“微信紅包聊天氣泡和開啟頁”顏色與線條的搭配、比例，圖形與文字的排列組合等體現了創作者的選擇、判斷和取舍，并展現了一定程度的美感，具有獨創性，構成美術作品。被告經營的“吹牛”應用軟件頁面與上述美術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侵害了二原告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二、應用軟件頁面能否受到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雙重保護
著作權法是對作品創作和傳播中產生的專有權利的保護，而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對經營中產生的競爭利益的保護，二者保護的利益并不重合，可以同時適用。原告的“微信紅包”相關頁面作為相關服務的整體形象，其中的文字、圖案、色彩及其排列組合，具有美化服務的作用，應當屬于裝潢。上述頁面通過大量使用，已經能夠起到識別服務來源的作用，構成“有一定影響的裝潢”，可以在著作權法之外同時尋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被告將原告的相關頁面設計進行復制后稍加修改即用于自己的軟件，不正當地利用他人的勞動成果攫取競爭優勢，不僅會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同時也損害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構成不正當競爭。
一審判決被告停止侵權行為，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萬元和合理開支94896元。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情分析：
經營者的智力或經營成果，一般會受到知識產權專門法的保護，在知識產權專門法不予保護的利益，是否可以及如何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保護，是理論界和實務界持續討論的重要命題。
關于知識產權專門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關系，我國學者有以下幾種觀點：1.我國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很多涉及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容，對于知識產權法未做規定的行為，可通過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禁止性規定對其予以規制。2.若在知識產權專門法對某一類行為已作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則應通過知識產權法來進行調整。3.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兩種不同的知識產權保護路徑，兩者是平行適用的關系。
雖然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意在規制行為，而非保護成果，但是在規制不正當行為的同時，客觀上可能會起到保護成果的作用。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保護成果的作用。根據權利法定原則，知識產權專門法對可被授予專有權的客體、權利范圍和期限都作了明確規定。例如發明專利要獲得保護需要滿足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等授權條件，還需按時繳納年費以換取二十年的獨占保護，同時還要不斷接受公眾的挑戰；與之相類似的，作品要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需要滿足獨創性等條件，權利范圍必須以法定的十七項權利為限，保護期限亦有明確的規定。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成果，客觀上獲得了壟斷效果，實際上達到了將此成果作為專用權客體來保護的效果，并且對其沒有保護條件要求，亦沒有明確的可以預期的保護范圍，不需要再滿足其他條件就能夠免費獲得無期限的獨占保護，其帶來的保護力度甚至強于知識產權專門法所能提供的保護。因此，雖然反不正當競爭法是行為規制法，落腳點并不在于對成果的保護，但如果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造成了成果保護的后果，對這種適用需要進行體系化的思考，與特別立法相協調。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的“智能短信模板”不正當競爭案中，法院提出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原則條款時需要處理好兩個平衡，一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內部的平衡，二是知識產權專門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平衡。本文進一步認為，只有把有限補充說和平行保護說結合起來，按照不同的情形適用，才能完整說清楚兩者之間的關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2011年12月16日印發，法發〔2011〕18號)中明確指出，“反不正當競爭法補充保護作用的發揮不得抵觸知識產權專門法的立法政策，凡是知識產權專門法已作窮盡性規定的領域，反不正當競爭法原則上不再提供附加保護，允許自由利用和自由競爭，但在與知識產權專門法的立法政策相兼容的范圍內，仍可以從制止不正當競爭的角度給予保護。”
對于上述司法政策應當理解為，如果存在獨立于知識產權專門法保護政策的新利益，則可以同時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保護，對于權利人予以充分救濟。但是，如果不存在獨立于知識產權專門法保護政策的新利益，則只能由專門法提供救濟，不能再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
第一，權利人在同一客體上存在不同可供保護的利益時，可以受到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雙重保護。知識產權領域的客體，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智力創造類，比如作品、技術方案；另一類可稱為經營標記類，如商標、字號等。如果在著作權法中原告尋求的是對于智力創造成果的保護，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其尋求的是經營標記的保護，后者并未被前者涵蓋，原告當然可以同時尋求智力創造成果和經營標記的不同保護。在本案即“微信紅包案”中，原告主張的客體承載了兩種利益，該客體在著作權法當中可以作為智力創造成果進行保護，承載了創作和傳播的利益，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可以作為經營標記進行保護，承載了經營的利益。
第二，當不存在獨立于知識產權專門法保護政策的新利益，則只能由專門法提供救濟，不能再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一項智力創造或經營標記原則上為知識產權專門法所涵蓋，無論主張的智力創造或經營標記是否滿足知識產權專門法的保護要件，均不應再以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保護，否則不僅會造成法律保護體系的混亂，甚至會過度入侵公有領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在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律師文章”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案中，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是著作權侵權行為，已經適用著作權法進行調整，原告的利益亦通過著作權法設置的補償機制予以充分補償，因此，被告行為并不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所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綜上所述，要注意協調知識產權專門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關系，權利人在同一客體上存在不同可供保護的利益時，可以分別適用專門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審查判斷，當不存在獨立于專門法保護政策的新利益，則只能由專門法提供救濟，不能再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