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游戲出版工作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游戲產業報告》顯示，2020年，國內游戲市場實際銷售金額為2786.87億元，比上年增加478.1億元，同比增長20.71%，同時，游戲用戶數量也保持穩定增長，規模達到6.65億，同比增長3.7%。

　　龐大的游戲市場帶來了眾多入局者，也讓與游戲權利人利益息息相關的著作權問題關注度變得更高。在4月10日舉行的2021陽光知識產權論壇“游戲行業著作權爭議前沿問題”分論壇上，來自游戲公司、法院和高校的嘉賓就游戲版權熱點問題分享了他們的觀點。

　　新修改《著作權法》對游戲定性的影響值得期待

　　以“視聽作品”概念代替電影作品和類電作品，是新修改《著作權法》的一大亮點。不過，“視聽作品”的具體含義還有待進一步解釋與認定。網易游戲法務總經理周潔說，作為游戲行業從業者，她也很期待能夠早日明確游戲作品的性質。

　　“網絡游戲是作為視聽作品還是放在兜底條款里面作為一個開放性立法的新作品類型來對待，或者說不同的游戲作品是否會被作為不同的作品類型來對待，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廣州互聯網法院副院長田繪如是說。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負責人楊德嘉說，游戲本身類型的豐富化導致了其很難固定地用統一的方式去保護，包括用什么權項、用哪一個作品類型去保護，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是如此。“我一直反對設定一個類型叫游戲作品。”楊德嘉解釋道，因為游戲與文字作品、美術作品、攝影作品不同，不同游戲之間的差異很大。籠統設定“游戲作品”的概念，很有可能導致最后只不過保護了某一類游戲。

　　存證與判賠依據確定方式中的問題期待解答

　　“懲罰性賠償是我們很期待實施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面，我們希望能夠更好地解決目前侵權成本低的問題。”周潔提到了新修改《著作權法》中受關注度非常高的懲罰性賠償條款。不過，周潔也提到，懲罰性賠償在實踐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如何確定適用條件，怎樣判斷基數是多少、倍數又是多少，期待在未來的司法實務中去探索和討論。

　　三七互娛法務總監魯永峰在演講中同樣提到了有關判賠額度判定問題。他提到，在估算違法所得的時候，有些司法機關會根據第三方平臺統計的數據等進行判定，而在一些案件中，第三方平臺的統計方法是否科學、客觀有待商榷，尤其是對于懲罰性賠償，涉及的金額可能更大。

　　田繪則提到法院在審理游戲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時遇到的存證問題。她介紹，游戲在面市后會經過不斷更新迭代，等到游戲公司發現被侵權，進行公證保全，以及法院進行審理的時候，游戲畫面可能已經迭代多次，與被侵權的版本并不相同。田繪說：“這個侵權事實是否還存在？還能不能被證明？其實也是存疑的。”

　　整體還是部分？保護形式選擇需結合實際情況

　　將游戲作為整體還是拆分成部分去主張權利更有利？這一問題被多家游戲企業法務人員提及。

　　沐瞳游戲法務總監徐迎春說，在訴訟階段通常會把游戲作為整體去保護，而在平時的保護過程中，更多考慮軟件著作權登記或者美術作品、音樂作品登記。比如對重點的英雄形象、在一些國家賣得比較好的皮膚，都是公司優先要做美術作品登記的內容。

　　周潔提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關于網絡游戲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的審判指引(試行)》中對網絡游戲的保護模式作出了指引。其中提到“原告可以主張他人侵害網絡游戲整體內容的相關權益，也可以主張他人侵害網絡游戲特定部分或游戲元素的相關權益”。所以，拆分保護和整體保護這兩種思路都是可以選擇的，這也跟司法實踐是一致的。

　　魯永峰說，網絡游戲作為整體保護并不是唯一路徑，因為有些網絡游戲并不具備類似電影的表現形式，有些侵權內容并不基于整體或者核心部分。而且，濫用整體保護還可能會適得其反，比如，對于游戲本身情節比較簡單或者侵權內容不是抄襲了整個游戲核心表達的情況，法院可能會判定侵權不成立。

　　“對于網絡游戲的研究是必要的，多一些研究才能夠促使我國從網絡游戲的運營大國轉化為創作強國，同時也能夠使我國的網絡游戲得到更好的引導、保護，使得市場流通更順暢，從而讓游戲產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田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