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監控設備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公共場所的安全生態。盡管監控本身不足以阻止違法犯罪，但其無疑給違法者有力的震懾。凡是日常有監控設備的地方，總是賦予人們一種安全感。然而，隨著監控成為公共場所的“必備”設施，監控的邊界與尺度也愈發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開學前夕，杭州市余杭區一所幼兒園圍繞監控安裝范圍產生了爭議。家長建議，幼兒園在教室和午睡室里裝監控，方便家長在手機實時查看孩子的狀況。但園方明確拒絕了家長的提議，不僅因為在教室、午睡室裝監控并無文件規定，而且還考慮到裝監控關系到小朋友和老師的個人隱私。

　　家長遠程監控孩子的狀況，確實有助于安全，讓家長放心。然而，在幼兒園里安裝監控，跟在家里安裝監控完全不同。只監控自己的孩子，那是履行監護人的義務，也是家長的應有權利。而幼兒園的監控是不分對象的，家長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也能看到別家的孩子，這就產生了幼童個人隱私泄露、監控信息流出后被不恰當使用的風險。

　　更關鍵的是，孩子被送到幼兒園里，園方便負起了保護幼兒安全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壓力最終是由教師承擔的。如果安裝了監控，家長還可以實時查看，便仿佛有很多雙眼睛盯在教師背后，教師履行正常工作難免受到干擾。畢竟，在通信如此便捷的當下，家長只要對監控里出現的任何場面有不滿意或質疑，都可以很快聯系到教師，而教師很可能要花費大量精力回答各種來自家長的問題。

　　實時監控的存在，讓家長和教師之間原本必要的信任感可有可無。家長認為有了監控，自己可以遠程控制，教師就成了簡單的執行者。這不僅意味著對教師權威的打擊，也意味著幼兒教育的專業性受到了干擾。

　　與幼兒園和家長就是否安裝監控展開“拉鋸戰”不同，教育的層級越高，社會對安裝監控的態度似乎就越包容。比如，很多大學都在教室里安裝了監控設備，而高中課堂里監控設備也屢見不鮮。不久前，中國藥科大學在學生宿舍門口、圖書館、實驗樓及部分教室安裝了人臉識別門禁，相關報道稱學生打瞌睡、玩手機都會被人工智能識別，引起軒然大波。有關公司不得不澄清，課堂行為分析僅為技術場景化概念演示，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學生的“小動作”被毫無保留地抓拍。

　　平心而論，在大學教室里安裝監控，確實有著安全上的必要。大學校園是開放的，很多高校的教學樓也任由社會人員進出。那么，教室就是維護校園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與相對封閉的中小學、幼兒園教室不同，大學教室公共性的程度更高，發生失竊甚至惡性犯罪行為的可能性更大。大學教室的監控也并不必然面向學生和教師，可以說是無差別地記錄所有進入教室人員的舉止。

　　然而，無論是在教室，還是在走廊、運動場的公共空間，監控功能應側重于事后追究和調看。有權調取監控的人員，應當經過嚴格程序審批，也不能任由普通保安隨心所欲地觀看特定的監控。否則，監控非但難以起到相應的效果，還可能成為“偷窺”的工具。

　　其實，就像杭州那所幼兒園的擔憂一樣，如何使用監控，關系到相關各方的信任問題。教師履行正常的教學職責，不僅需要學生的信任，也需要學校管理部門的信任。各式各樣的高科技，確實能夠替代人工實現原本難以做到的管理。然而，技術終究是“冰冷”的，更不能違背合理的人性訴求。離開了信任，空有看似嚴苛的管理，課堂很可能變得死氣沉沉。教師背后的“眼睛”，并不是越多越好。

　　在家校關系日趨復雜的當下，拒絕家長安裝監控的要求并不容易，讓我們給那所幼兒園堅守原則的勇氣點贊。這場爭論再次提醒人們：在簡單的利益得失和責任歸屬之上的，還有那更崇高的人本精神和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