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文化巨擘張頷辭世。概說張頷，最常見最簡要是兩個字：大家。張頷的履歷中，有央視《大家》欄目于2005年底對他的專訪：《張頷——生命的盟書》。

　　學術巨制《侯馬盟書》，便是張頷生命的盟書。張頷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幼時家境貧寒，高小畢業便外出謀生。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結識了共產黨人杜任之，投身革命。抗戰勝利后，他北上太原，擔任《青年導報》總編、《工作與學習雜志》主編，期間作詩文、寫小說，反內戰，爭民主，積極組織進步文化活動，后赴北平華平文法學院做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張頷好學，能寫善畫，1958年擔任山西考古所所長后，他開始在古典文獻上下功夫，反復看，反復念，直至滾瓜爛熟，倒背如流。這種“笨”功夫除了讓張頷寫文章和登臺發言時能夠思如泉涌、引經據典，最主要的，是讓他終于真正跨進了考古的門檻。1961年，萬榮縣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其戈來歷及銘文鳥書，省內無人能識。張頷首先考證文字，并據此寫出考釋文章，發表后受到老一輩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容庚的贊賞。

　　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文物局為探尋晉國文化，組織全國骨干力量在侯馬對一處晉國晚期鑄造青銅器的遺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張頷任考古隊隊長。1965年冬，聽說侯馬電廠基建現場挖土方時發現了大量帶有古代朱書的石簡、玉塊、玉片，出于考古工作者的敏感，張頷立即趕往考察。這些石簡、玉塊、玉片上的朱書，字體細小，筆跡漫漶，需要在放大鏡下才能勉強看清。這些字是什么意思，現場無人能解。張頷花了5天時間，對這些剛出土的少量文字資料全面研究，認定這是很重要的東西，似乎與祭祀有關，隨后寫出《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一文，托人帶去北京。郭沫若看到文章后，斷定這些文字是先秦盟書，隨即寫了一篇《侯馬盟書試探》，與張頷的文章一起，發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雜志。

　　“文革”期間，張頷在“牛棚”里待了七年，受盡折磨。央視《大家》欄目主持人采訪他時，有這樣的對話——

　　張頷：看上星星就等于讀書了。星相反映古代的占星術，我不相信占星術，但是看了以后，有這方面的反應。

　　主持人：當時對于您來講，這些事情意味著什么呢？能給你帶來什么呢？

　　張頷：帶來知識。主持人：在那樣一種很屈辱，甚至很多人覺得很沒有希望的環境里，您覺得知識還是要追求？

　　張頷：是，有用。1973年8月下旬，張頷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對侯馬盟書的考釋。

　　工作著是美麗的。當時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載：標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這個條件，似用硬水(在無蒸餾水的情況下)燙滌，其效應：1.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將標本在水中搖涮，其結果土花盡無，只留酸鈣質朱書，由暗轉亮，較前清晰；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噴射，字跡宛然無損；3.出水后二十分鐘標本已干(無水花只有濕氣)，用放大鏡觀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現在能看到二十三字，還有半個字者八個，不計在內。現在放到盆內，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就這樣，張頷把自己鎖在考古所的一間陋屋，每天埋頭苦干十多個小時，并將當日的詳情予以記錄。經過一年奮斗，幾千件盟書殘片上的所有文字全部辨認完畢，確定主盟人為趙簡子，又名趙鞅，乃春秋末期晉國的正卿；盟辭主要為舉行集會、制定公約、對天信誓；反映的歷史事件則是在一場激烈政爭中，趙鞅脅迫族人共同盟誓，對其永遠效忠。張頷說，正是這場政爭，揭開了“三家分晉”的序幕。

　　1976年，重達3.5公斤的巨著《侯馬盟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榮列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中國歷史博物館古代史展覽依據他的研究結論，重新進行陳列。郭沫若曾贊許：“張頷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貢獻的。”繼《侯馬盟書》后，張頷又于1986年出版了一部供研究古文字學、古錢幣學及書法、篆刻愛好者使用的工具書——《古幣文編》。其傳記入選英國劍橋大學世界人物傳記中心《世界傳記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