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下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其中提到，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育懲戒權。

　　關于教育懲戒權的討論，是近年來的社會熱點，甚至出現怪象：管理部門希望將戒尺交給老師，老師們卻擺擺手、搖搖頭，不愿接過戒尺。

　　“懲戒是人生成長的一味良藥。沒有懲戒的教育，是缺鈣的軟骨教育。”采訪中，有老師這樣說道。然而，現實中面對教育懲戒權，他們又為何退避三舍？教育懲戒權從文件走向現實還有多遠？

　　從“不聽話您就罰”，到“我都舍不得罰，你有什么資格”

　　“你們整個學校都在欺負我孫子！”前不久，湖南湘潭的一所初中來了一位情緒激動的家長。因為其孫子在學校上課不聽講、考試不答題，班主任嚴肅批評了他。孩子回家告訴了爺爺，爺爺一氣之下沖進了校長辦公室。

　　老師們為何不敢舉起戒尺，從一些新聞中可見端倪：老師批評學生只考3分，被家長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調整，家長投訴要求換班主任；老師通報孩子成績，被“差生”家長要求登門道歉；孩子犯錯被叫家長，家長帶著律師和錄音筆來校對峙……

　　“一些家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都舍不得罰，你有什么資格’？”云南大學附屬小學校長謝靜從教30年了，她深刻感受到這些年家長在管束孩子方面明顯的態度變化，“家長不再像上個世紀那樣，認為嚴管才是厚愛，現在護犢成了主流。與此同時，孩子自尊心更強，抗挫抗壓能力卻更弱了。”

　　這不是個別教育工作者的體會。江西井岡山小學校長張青云告訴半月談記者，過去，家校雙方都認為教師行使懲戒權是天經地義的，一些家長甚至會誠懇地對老師說“不聽話您就罰”“不聽話就好好管”；如今，一些孩子卻成了“小祖宗”。

　　“熊孩子在學校無法無天，老師一旦懲戒，一些家長輕則挺身而出討說法，重則大動肝火‘鬧天宮’，加之一些極端事件變成負面報道廣泛傳播，一種輿論氛圍就形成了——教育似乎不該有懲戒。”張青云說。

　　“惹不起躲得起”，老師“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

　　教育學家馬卡連柯曾說過，適當的懲戒不僅是老師的權利，更是老師的義務。但近年來，面對學生的出格行為，越來越多的老師出現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態。

　　今年，廣東省司法廳公布了《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送審稿)》，其中明確：學校和教師依法可以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但此法規一出，諸多受訪教師卻紛紛表示，管理部門的好意“心領了”，但這個權利卻“不敢用”“不愿用”。

　　“老師們在發火生氣時，稍微重一點的話都不敢說。”謝靜說，一些老師拒絕使用教育懲戒權，是因為擔心“引火上身”。

　　“只要孩子不高興，家長就到學校找麻煩，這還讓老師怎么教？”湖南80后英語教師小雅說，她曾在課堂上嚴肅批評一名玩火柴點火的女孩，并令其抄寫單詞以示懲戒，身邊的老師卻好心提醒她，這位學生的奶奶十分溺愛孫女，“之前就因為孫女挨批評，到學校大鬧過一次，少管點吧”。

　　云南大學附屬中學教師唐瑾也表達了行使教育懲戒權的困擾：“盡管校紀校規對作弊等行為有明確的處理規定，但有些家長要求孩子受處分不能讓其他人知道，甚至威脅‘如果孩子因此出事，學校負全責’，所以我們都很小心。但這樣的處理起不到警示作用，挺矛盾的。”

　　華東交通大學心理學教授、心理素質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舒曼認為，社會上一些家長的過度維權，導致老師因為擔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懲戒權。

　　采訪中，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多位受訪校長、教師反映，長期以來，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對嚴禁教師體罰等規定三令五申，而對力挺教師適度行使懲戒權卻“緘口不言”。執紀和維權的失衡，讓一些老師選擇“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圍。

　　老師舉戒尺，還須邁過幾道坎？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吁、探索保障教師的教育懲戒權。但受訪的基層教育工作者們認為，從建章立制走向真正落地，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白紙黑字與現實操作之間，尚有幾道坎需要跨越。

　　第一道坎，是“發育不全”的家校聯動。昆明家長王女士有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兒。作為教育懲戒權的堅定擁護者，王女士專門買了一把戒尺，在班級家長微信群中“推廣”。她坦言，目前教育懲戒權落地情況不容樂觀，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有些家長不接受孩子被懲罰，只要有一個家長去學校、教育局鬧過一次，就會讓整個學校的老師不敢再行使懲戒權”。

　　一些家長的“玻璃心”和“應激維權”，成為橫亙在孩子健康成長之路的“天塹”。

　　家校共育心理學專家梁曉玲告訴半月談記者，成人心理狀態的不穩定，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教育領域。“父母的心是一片大海，孩子是海里的小船。如果大海總是波濤洶涌，小船怎么能平穩航行？”梁曉玲說，家長抗拒教師適度行使懲戒權，對孩子而言，看似是心理保護，實則是心理磨損。

　　當然，近年來確有一些教師濫用懲戒權的負面事件出現。過度懲戒給學生身心造成傷害，也讓一些家長憂心忡忡。家長與老師之間由此引發的不互信，導致不少地區家校共育的良性循環沒有形成。

　　第二道坎，是“曖昧不清”的界限細則。江西南昌站前路小學教師李屏認為，目前懲戒的形式、范圍、程序等都缺乏明晰的法規界定，導致教師行使懲戒權出現“法出無源”的困境。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保障教師行使懲戒權的倡議和指導性文件，但細則的缺乏導致一些構想的操作性并不充分。

　　“確實不好把握尺度。話說多重算批評，多重又算辱罵？抄幾首古詩算練習，幾首又算體罰？”不少老師追問，行使教育懲戒權的界限尺度究竟在哪里？

　　“現在一些標準很主觀，家長覺得老師愛孩子，批評就是懲罰，老師不愛孩子，批評就成了傷害。可老師愛不愛學生，這是個主觀判斷，邊界在哪里？誰說了算呢？”張青云認為，要讓老師用好“戒尺”，關鍵在于有明確的法規細則為教師壯膽撐腰。“只有細化、明確化，才有可操作性。不妨擬出清單式管理條例，既明確原則性的紅線底線，又明確可以實施的懲戒方式內容。厘清邊界，才能握住戒尺。”(刊于《半月談》2019年第21期)(半月談記者：袁汝婷沈洋白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