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的《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9—2020)》發布，藍皮書中專章提出的“回流兒童”問題引發公眾關注。

　　何為“回流兒童”？這是指那些至少有過一次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學的經歷，但由于各種原因又返回家鄉的兒童。報告顯示，與“非回流兒童”相比，“回流兒童”的學業成績更差，留級的比例也更高，達到了22%。在心理發展水平方面，無論是“回流兒童”還是“非回流兒童”，其抑郁的風險都在60%左右，而其中“回流兒童”的抑郁比例更高，達到了64.26%。總之，與人口流動相伴而生的“回流兒童”群體，特征更為復雜，他們面臨比較嚴重的學業和心理問題，已經成為值得關注的普遍性問題。

　　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說出乎許多人意料。按照一般的理解，曾經在城市里學習生活過的兒童，較之農村本地兒童，擁有更“城市化”或者“現代化”的視野和經歷，在學業、綜合素養方面，要比農村兒童更有優勢才對。在教育領域中，同樣是另一種“回流兒童”——從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回流到特殊學校就讀的特殊兒童，比較而言，就可以較多地顯示出這種優勢，并且在特殊學校中過得更加自信開朗。而城市往農村回流的兒童境況卻恰恰相反。

　　“回流兒童”問題一方面折射出當前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已經很難讓有城市學習生活經歷的兒童，順利地發揮其直接經驗和遷移能力，讓他們在農村教育中彰顯價值和優勢。這也是一部分家長在無法繼續讓兒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情況下，盡可能地使他們往周邊小城市或者家鄉的縣城、城區“回流”，試圖盡量抹平這道鴻溝的原因。其實，所謂城鄉教育的差距，也可以說是城鄉生活方式的差異，包括飲食、方言、游戲、社交等方方面面。

　　“回流兒童”問題也顯示出當前學校教育在學習進步和心理健康兩者天平上的某種失衡，應該努力給予后者更多的傾斜。青少年是極易受情緒和心理影響的群體，“回流兒童”所表現出的學業問題，多數是心理和情緒問題所引發。研究表明，近80%的兒童回流后即留守，與父母見面頻次低，且與“非回流留守兒童”相比，更少被老師關注。另外，生活場景的突然轉換難免造成心理不適，心理一旦出現波動，學業和成長不可避免受到影響。

　　所以，教書和育人，在“回流兒童”的需求次第表上，無疑是育人第一。遺憾的是，目前很多學校出于種種原因，還做不到把育人放在教學前面，這使得部分“回流兒童”不得不獨自面對變化和落差，效果如何，難以預料。

　　所以就“回流兒童”的教育而言，家人多加陪伴，學校多加關心，確保兒童心理健康，順利度過適應期和過渡期是第一要務。在父母因為謀生所需不得不讓兒童留守的情況下，學校應盡可能地承擔起育人的責任，確保留守兒童尤其是“回流兒童”心理健康，融入順利。

　　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應始終具有相應的穩定性，即使在不可避免的紛繁復雜和變幻無常面前，也要盡力引導師生追求一種意志的定力和內心的平靜。所以，對于“回流兒童”，既要學校家庭社會聯合起來，戰術上盡力應對、正確應對，更要戰略上改進和預防，做到“治未病”。

　　“治未病”，就要盡量減少人為地產生“回流兒童”。而目前大多數“回流兒童”正是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滯后、初高中入學制度門檻過高所造成。因此，要解決“回流兒童”的問題，教育改革很重要。有數據顯示，北上廣近年來每年初中招生人數都要比小學畢業生人數少兩萬人左右，這就造成在中西部各省努力控輟保學的同時，東部一線城市學生不斷流失：地方的主體責任履行，需要全國一盤棋的統一調控。

　　學者蔡昉最近撰文指出，新型城鎮化，新在以人為核心，當前就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這是實現“雙循環”、形成新發展格局的主要途徑，因此要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推手，打通戶籍制度的改革阻點，讓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更合理地分擔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而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就在于讓農民工的子女能夠在城市享受同等的教育條件，相信這正是讓農民工走出大山、背井離鄉所懷揣的最美好的愿景和初心所在，也是讓“回流兒童”不再產生、農民工不再代際傳遞的關鍵所在。

　　(作者系教育研究者)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4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