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經歷過“無書可讀”的無奈歲月，幸運的是考上了大學，1988年研究生畢業以后直接到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由此終日與書相伴。30多年的出版職業生涯，使得我有幸成為中國出版業高速發展的見證者和親歷者。

　　記憶中最深的是，我非常幸運地參與、見證了200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以下簡稱《評傳》)這項重大思想文化研究工程的編輯和出版工作。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南大老校長、著名教育家匡亞明先生在延安楊家嶺時，曾當面向毛澤東請教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評價。毛澤東指示匡亞明，孔子的思想還需要進行深刻、細致的研究。其實，這一指示更早可以追溯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些話成了編撰《評傳》的一顆種子，在匡老心中深深扎根。1986年，匡老在耄耋之年，親自部署《評傳》的編撰工作，并自任主編，吳新雷、周勛初、茅家琦、林德宏等著名學者為副主編；另聘請陸定一、谷牧、李鐵映以及江蘇省時任領導陳煥友為名譽顧問，馮友蘭、任繼愈、安子介、張岱年、杜維明等30余名海內外著名學者為學術顧問。

　　《評傳》在編撰過程中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心和支持。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當時的國家教委將其列為重大項目，專門行文下發《關于協助做好編著〈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通知》。《評傳》還被列入原新聞出版總署“八五”至“十一五”4個五年規劃的“國家重點圖書選題規劃項目”。

　　《評傳》歷時20年完成，收錄中國歷史上重要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等文化名人273位，時間跨度2500年，共計6000萬字，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作了全面和系統的總結，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規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首屆文化產業創新獎。

　　這些來之不易的榮譽是對《評傳》批判繼承、百家爭鳴的治學態度的充分認可，對包羅萬象、旁征博引豐富內容的完全肯定，是對無數學者夜以繼日、焚膏繼晷地經年努力的高度贊揚，是對出版社水滴石穿、精益求精的最好表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出版工作。習近平同志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的文化自信，來源于我們的祖先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曾經創造過的輝煌歷史和燦爛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思想瑰寶，也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是我們文化工作者肩負的歷史責任與文化使命。《評傳》造就了一座中華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知識寶庫和歷史豐碑。

　　《評傳》之外，南大社還出版了張憲文教授的《南京大屠殺全史》，這是國內迄今最完整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原創性研究專著，目前已翻譯成英文、日文、法文、印地文、希伯來文等11種語言。將多語種版本推薦給世界范圍內的讀者，這既是出版人的一份責任與使命，更是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與良知，并充分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熱愛和平、抵抗侵略的斗爭精神。此外，南大社還在人文社科領域出版了一批緊跟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回應國家的重大理論關切、真正具有一流學術水平的高質量學術著作，如《釣魚島問題文獻集》《南海文庫》《長江經濟帶資源環境與綠色發展》等重大選題，為人文社科題材的出版提供優秀的通道與廣闊的空間。

　　文化建設非一朝一夕之功，新時代出版人應當時刻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薪火相傳，文脈相繼。我們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和定力，需要“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付出和努力，更需要“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遠見和氣魄。我們應當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來定位未來的發展，更要以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專注和投入做好落實工作，加強融合出版，出版一流的文化成果，積極倡導文化走出去，提升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國際輿論引導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為新時代的文化建設，貢獻當代出版人的智慧和力量。